2024.12.23.
虽然我今天晚上没有离开，这一个星期里，我经历了开庭和面谈，包括恐惧面谈的复核情况，总共有七个案子。总体来说还算顺利，有四个已经有了结果，剩下三个还在等待，其中两个需要继续开庭，一个在等待最终结果。四个有结果的案子中，有一个被拒，另外三个通过了。
上周，我在网上直播时谈到了移民局的面谈和恐惧面谈的相关情况。今天正好接着这个话题记录一下。最近有一位客户的恐惧面谈没有通过，但在移民法庭得到了复核的机会。复核过程非常紧张，从恐惧面谈到复核不到一周时间，一开始只给了两天的准备时间。复核时，因为法官没有中文翻译，案件被延迟了两天。最终复核时，我们充分准备了材料，当事人在陈述时，移民官认可了他的可信度，尤其是关于他因批评政府而受到迫害的情况。
尽管移民官的逻辑很奇怪，认为批评政府被抓是正常现象，但我们提交了充分的证据，包括家属的证词和相关报道，最终法官认可了他的恐惧面谈结果。由于他在德州，即使通过了恐惧面谈，仍需留在移民监，难以通过保释程序获释。
另外，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案子，他自己在移民监里没有请律师，靠自己的陈述让法官相信了他的庇护申请，并最终获得批准。还有一位客户是中国民主党成员，2019年底来到美国，赶上了疫情后决定留下。他的案子目前正在处理中。
以上是近期面谈和复核的几个案例。
这段内容讲述了一位虔诚基督徒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，以及他在申请庇护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。以下是提到的关键点：
1.基督教背景与在中国的经历：
这位当事人曾在中国工作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就职。他与家人毅然选择离开中国，移民美国。他在中国期间未曾参与声援或支持受到迫害的家庭教会信徒。
2.申请庇护的挑战：
法官对他的案件持谨慎态度，尽管承认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但他在中国并未面临直接的迫害，也未从事与支持家庭教会相关的任何活动。
中国有大量家庭教会信徒，其中部分人确实面临风险。
提到了成都王怡牧师的案件，但并未能证明普通家庭教会信徒都受到同等程度的迫害。
3.美国生活和信仰表现：
他移民美国后，表现出虔诚的基督徒信仰，在教会中捐款和服侍，但这些行为未能直接支持庇护申请的理由。
4.庇护申请未通过：
初审未能通过，导致递解令的签发。他的律师团队计划向移民上诉委员会（BIA）提起上诉，这一过程可能耗时数年。
5.潜在的反思和遗憾：
他从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态度转变为在美国更专注于个人信仰活动，而未在公众领域表达更多。这被认为是一种遗憾。
BIA决定还是一个负面的决定，它还有一个去向学运法庭上诉的机会，总之会比较困难。这是讲述了几个没有结果的案件，然后再讲三个没开完庭的。这三个案件有一个法官说：“我只是想做决定，没说具体时间，我做个决定就行了，不需要我们再回去了。”这位当事人其实有一个问题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离开中国的人，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其实是在大瘟疫期间。那么好了，中国政府确实实施了这种极端的非人道的，反人性的防控措施，但是普通的外国人看来，中国政府是在应对一个公共危机。所以我知道很多朋友离开中国，是因为在瘟疫期间遭受到不公正的事情，或者说表达红码，比如说关在家里，表达工作。所以你需要讲出来，从你的个人经历亲自讲出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个措施是不合理的。
比方说一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就拿疫苗来说，中国的疫苗不管用，而国际上的疫苗已经证明是管用的东西，但中国政府就是拒绝进口的。你为什么不讲这个呢？比方你说你反对在中国打疫苗，你要讲出来反对的理由啊。那美国实际上在那个期间的时候，也是有这个要求要打疫苗的，甚至说联邦政府要求联邦公务员必须打疫苗，这个要求最终也是维持了的呀。你不能单纯说“哎呀，我反对打疫苗，我反对做核酸，反对封城之类的”，就说反对把家里人封在那边，你要证明，你要描述出来它是一个怎么样非人性的、不合理的措施。
不是简单地指出一个美国人是怎么了解的，尤其对移民来说，移民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面对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，必须采取一些措施。所以你要能解释出来，包括比方说是否有打疫苗的病例，所有这些你要能讲出来。就多次在开庭的时候都出现这个问题。法官或移民法官会说：“这个东西是不是说，为了一个社区的公共安全，中国政府采取这个措施有没有道理？”当然是没有道理，但是你得自己说啊，这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。
再讲剩下的这两个案件，其实当事人都没有被问话。有一个当事人本来是有机会的，但原因是证人的到场，而在撒亚纳这个地方的证人是需要到达现场的。到达现场之后法官其实对他们是比较尊重的。譬如说你的证人，法官也不愿意说你一言再言，然后你的证人一定要再三度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到庭的证人，法官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就是说让这个证人先作证。因为法官也都知道，很可能一次来不了，不过这一次来了，下一次，等到当事人自己作完证了，下一次再把证人找来。对证人来说，这其实也是不利、不公平的。
当法官允许证人先作证时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这个证人的经历，法官也好，检察官也好，非常感兴趣。我问完这个证人，然后检察官问，检察官问完之后，我再反问，反问完之后法官再问，法官问完之后我再反问。我反问完之后，检察官再问。这样纠缠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这一天，下午的时间就花在证人身上，花了两天时间，但我觉得这时间是值得的，因为这个当事人，他作为一个非常积极参与反共活动的人，有一个特殊的经历。他在中国有一个表哥，从小一起玩耍，是一个反共集中营的受害者，被中共跨国从马来西亚绑架回去的。如果不是这两位当事人，不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从中国逃来找到我们，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中国还有这么一号政治上了不起的人。
所以他的案子本来也应该是有价值的。但他来到美国后，从事包括声援自己的表哥，参加反共活动。检察官问到，也有发了一张报导，是谁报导的？这些媒体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是你们自己主动邀请媒体来的吗？
然后呢，这个当事人在现场拍了好多照片，他参加活动其实很多，去介绍的组织的活动中可能有90%是一样的，他的参与率是非常高的。那为什么总感觉法官直接问出来，感觉这个当事人参加这么多活动都拿着手机，好像就是去拍照的。那么你作为证人，作为这个活动的组织者，主办方你就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我们在之前的时候，法律上本身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说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据，怎么能证明它的真实性？如果你自己提交了这种自己手机拍的，或者他把你拍了，至少有一个合理的怀疑，说你为了弄出一个东西，把它PS也好，怎么做也好，这个嫌疑是挺大的。其实在别的出庭时也有问过，然后就直接问出来：为什么你拍这张照片，你手中拿的标语，那两个字比别的字要清楚，是不是你修改的照片？人家都是可以怀疑的。
但是假如说你参加这个活动的照片不是你自己拍的，假如说这张照片是由谁拍的呢？就是活动的主办方。所以证人就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：这是因为主办方自己要留下这个记录，他们需要报道、需要记录参与者，还要比对说如果将来有可能，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能回溯。中共确实有监视，由线人来监视，尤其是到现场。那么他们把现场参与人员拍照记录下来，这是组织方为了维护自己组织参与人士的安全。
然后法官、移民官就主动问到：据你所知，有没有说参与活动现场的人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，戴口罩、戴墨镜？其实在任何现场我们都预料到过，当然这种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说这个人自己确实有想法，有表达但是没有勇气，他才隐瞒自己身份；另一种可能就是一个线人，他故意来隐瞒自己身份来拍照记录。
其实是有的。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，其实移民官也好，法官也好，他们对这些事情都还挺在意的，心里有数。他们会直接问到：这个动机是什么？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参与人员的信息安全？当然也会问到，如果数据泄露，可能对中国那些家庭产生什么影响，这些都会问到。所以我们也是一再说过，包括我对我的客户要求说，你那个照片提供你自拍给我的，我其实很不喜欢，最好不要给我很多。第三方独立提供那些照片，我更喜欢，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拍的，是别人拍的。有些摄影师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去旧金山抗议的时候，那这个法新社的摄影师拍了一组照片。当时这个人坐在那个地方，照片效果就很好。
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那种大媒体摄影师拍摄的照片，但至少可以请他来作证。如果怀疑照片的真实性，就可以叫他来：是不是拍你的，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？这样不就很有利了吗？还有类似的问题，比如说有个当事人说自己在中国没有圣经，是从微信上下载的。微信上有个小APP可以下载。法官就很感兴趣，检察官也很感兴趣：你那个APP现在还在吗？你那手机能打开吗？你那个APP是下了一整本圣经，还是每次需要单独下载？你可以递交截图吗？
是的，这是个好问题。我自己投身法律这个行业，实际上也是看到了这个现实。其实不仅仅是华人这个群体，在整个新移民群体中，包括西班牙裔的、讲西班牙语的、讲俄语的群体，美国移民区FBI抓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，委内瑞拉的、俄罗斯的、中国的，其他国家的也都有。提供法律服务确实是，美国的法律服务费用相对较高。解决的办法，我觉得根本上就是增加服务，减少难度。
但是在这个问题上，说起来时间很长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对于刚来到美国的人来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方打听。最好不要说我听说这个，来到这里就直接找到你们了。其实，包括那些找到我当面和我谈的朋友，我们当然非常有信心，你和其他家比对之后，我们仍然做得很好。但是我希望你做这个决定时，是经过深思熟虑并获得充分信息的决定。真的没有必要说，不能只是听人一介绍就直接相信，立刻签约。你像，至少在我们律所，虽然说和我本人预约、获取信息也有收费，但我们至少会提供至少15分钟的免费咨询。
我自己也做这个节目，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信息渠道，你可以看，信息其实是有的。并不仅仅是我一个律师在做，其他一些同行也在发布信息，我觉得他们讲的也不错。所以，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对自己的案子要负责任，广泛地获取信息，我说可能货比三家多了，至少两家可以吧。对不对？一家做几天，可能还是有点盲目。哪怕是找到我们的，我觉得也是如此。我还是鼓励新来的同行们能够去寻找真正的法律服务，并做比较，这并不难。毕竟，华人律师，或者说有华人助理的律所，相对来说还是不少的。虽然总体上人确实缺，但缺不是没有，还是有很多的。
我觉得要耐心一点，花几天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，我在纽约多次遇到。当事人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忽悠的，三万美金、一，二十万美金，啪就直接打过去，什么事都没做。我心里就想，为什么不找我来稍我把你流产了，我把你截然，还是什么强制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在事发之后很快就来到美国，可能时间过了80年、90年，可能从他递交这个申请，到他实际发生这件事情，可能都已经过去20年了。那个证明可能就真的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不是说只有一开始的，虽然法律上非常清楚，法官已经来谈这个事情，越早出现的证据就是越和你声称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刻越接近的证据，肯定是比后来你要事情庇护了，马上要面谈了，你才匆匆忙忙找一个证据要好。
但是原来的证据在确实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它就是灭失了，灭失了之后，书面的证据没有了，可以有其他证据来提。比如说，我还是拿书面的证据来说，那当事人一般来说是女性，怀孕总会不是自己能完成的。那好，另外一方，男方对这个事情是否有自信，或者说你的家人对这个事情有自信，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有没有目击这种情况？当然你以后能找到那个医生做什么，那比你更好，这人良心发现，总之得有什么人知道某些关于这个事情，越直接肯定是越好。姐姐啦，丈夫啦，父母啦，什么之类的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等有什么伤口啦，以后在医院检查，我等会发现，我甚至来了美国之后，检查发现，哎呀，有强制结扎，那肯定也是好。
所以不用担心自己自身中提到某件事情，我以为的那个最有利的证据现在找不到的，那倒不是。因为它毕竟还不是一个刑事审判，它的要求，这个证据的标准没有那么高。就是这个刑事审判，超越一切合理怀疑，只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不是的，这个身份证，或者其实要求证明的那个迫害会发生，加拿大迫害吗？迫害发生可能要求只有十分之一，你递交这个证据越多，越直接，那肯定越好。 但是也不是说我以为的那个文件没有了，那个报告没有了，那个视频没有了，那个录音没有了，完了，这个事情就再也不能证明了。不是这样，旁证一样是可以接受的，只要在你自己的面前表现很差不好，那么你的这种书面材料，比独立的客观的证据材料对你作用会越大。更好，我细节表出来，完整，很可信，那么你这个书面证据材料其他的高层证词，相对少一点，一样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。
好吧，还有最后七分钟。这个网上还有三个问题，那我就回答一下网上的朋友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有人说，请问人在安全的第三国可以前往美国申请庇护吗？要看你怎么来啦，通过签证来，由美国签证来。哪怕你现在目前在安全的加拿大，虽然加拿大和美国有那样一个协议，但你只要有一个进入美国的有效证件，才能够不受到限制。但如果你是没有这样有效的证件。
现在再举个例子，在墨西哥待着，第三国待着，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，除非你是有家人或在墨西哥遭遇什么危险，急迫的危险，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危险，必须在墨西哥申请，是6月1日，通过这个方式来签证，所以不是。
有些人我们确实很难理解。但是我的建议还是，详细对比一下，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。
经常遇到上当受骗的客户，有时候我都很无语。如果现场观众没有问题，我就再回答一个问题。陈律师你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比如，我现在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自好吧，还有最后七分钟。这个网上还有三个问题，那我就回答一下网上的朋友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有人说，请问人在安全的第三国可以前往美国申请庇护吗？要看你怎么来啦，通过签证来，由美国签证来。哪怕你现在目前在安全的加拿大，虽然加拿大和美国有那样一个协议，但你只要有一个进入美国的有效证件，才能够不受到限制。
但如果你是没有这样有效的证件，假如说你现在再举个例子，在墨西哥待着，第三国待着，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，除非你是有家人或在墨西哥遭遇什么危险，急迫的危险，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危险，必须在墨西哥申请，是6月1日，通过这个方式来签证，所以不是。述书中提到，我曾经在中国遭受到迫害行为。可能因为时间比较久远，或者说没有保存好当时的证据。那么我在填写自述书时的意义有多大？如果开庭时法官询问我是否有相关的证据，我无法提供证据，是否会对我的案情造成负面影响？
这个问题看起来，朋友对自己的案子也很认真思考。问题就是，我说了某个事情，但如果法官问我要证据，我没有，怎么办？首先，1991年之后，美国通过了一个法律叫Real ID，它确实有明确要求，当事人对自己所声称的事情有义务提供证据。不能仅仅依靠口述来获得庇护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提供证据。
但同样，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某种证据，他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能提供，只要能提供合理的解释，一样可以满足要求。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，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人对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存在误解。
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，最常见的是因为遭遇强制流产或类似情况，但中国政府一般不会给你提供这样的证据。我把你流产了，我把你结扎了，还是什么强制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在事发之后很快就来到美国，可能时间过了80年、90年，可能从他递交这个申请，到他实际发生这件事情，可能都已经过去20年了。那个证明可能就真的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
不是说只有一开始的，虽然法律上非常清楚，法官已经来谈这个事情，越早出现的证据就是越和你声称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刻越接近的证据，肯定是比后来你要申请庇护了，马上要面谈了，你才匆匆忙忙找一个证据要好。
但是原来的证据在确实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它就是灭失了，灭失了之后，书面的证据没有了，可以有其他证据来提。比如说，我还是拿书面的证据来说，那当事人一般来说是女性，怀孕总会不是自己能完成的。那好，另外一方，男方对这个事情是否有自信，或者说你的家人对这个事情有自信，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有没有目击这种情况？
当然你以后能找到那个医生做什么，那比你更好，这人良心发现，总之得有什么人知道某些关于这个事情，越直接肯定是越好。姐姐啦，丈夫啦，父母啦，什么之类的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等有什么伤口啦，以后在医院检查，我等会发现，我甚至来了美国之后，检查发现，哎呀，有强制结扎，那肯定也是好。所以不用担心自己自身中提到某件事情，我以为的那个最有利的证据现在找不到的，那倒不是。
因为它毕竟还不是一个刑事审判，它的要求，这个证据的标准没有那么高。就是这个刑事审判，超越一切合理怀疑，只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不是的，这个身份证，或者其实要求证明的那个迫害会发生，加拿大迫害吗？迫害发生可能要求只有十分之一，你递交这个证据越多，越直接，那肯定更好。但是也不是说我以为的那个文件没有了，那个报告没有了，那个视频没有了，那个录音没有了，完了，这个事情就再也不能证明了。
不是这样，旁证一样是可以接受的，只要在你自己的面前表现很差不好，那么你的这种书面材料，比独立的客观的证据材料对你的作用会越大。更好，我细节表出来，完整，很可信，那么你这个书面证据材料其他的高层证词，相对少一点，一样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。
这个案件不是刑事审判，证据标准较低。刑事案件要求超越合理怀疑，而庇护案件的要求较为宽松，递交的证据越多越直接越好。但即使某些文件或证据丢失，仍可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案件，不必担心无法证明。旁证和书面材料同样有效，越详细可信越有帮助，平衡使用高层证词也可以。
另外，关于在安全的第三国，是否可以申请庇护，关键在于你是如何进入美国的。即便在加拿大，若持有有效美国签证，也可以进入美国申请庇护。如果没有有效证件，只有在遭遇急迫危险的情况下，才能在第三国申请庇护，并通过适当途径获得签证。
第三国是否可以申请庇护，关键在于你如何进入美国。即便在加拿大，若持有有效美国签证，可以进入美国申请庇护。如果没有有效证件，只有在遭遇急迫危险的情况下，才能在第三国申请庇护，并通过适当途径获得签证。
